前不久《普里什文文集》出版座谈会上，有环保人士指出，作为生态文学，此书亦有局限，譬如写到狩猎，即不宜提倡云。当时我也在场，觉得不无误会。究其缘由，则“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”的字样，见诸文集各卷
须得声明一句：我对狩猎不感兴趣，绝无提倡之意。――不过普里什文说过：“一次，命令上缴猎枪。这简直要了我的命：我自己整个的幸福都与拥有猎枪联系在一起。”（《猎取幸福》）在同一篇文章中，却又写道：“现在，我，一个训练过不止一条猎犬的猎人，会以极度鄙视的心情看着那个身背别丹式步枪、不断装子弹、用脚撵走野兽、认为自己是打猎的人。”所说的“那个人”，就是当年他自己；同样“拥有猎枪”，今昔有何不同呢。这可以用《灰猫头鹰》中的话来解释：“在我们的作家们的笔下，我们俄国的狩猎总是很少只被当成一种运动，不像国外的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。在某些场合，比如说在普尔热瓦利斯基那里，狩猎就被视为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，而在民间，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爱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就是众人皆有可能读懂的生活欢乐的诗篇。我非常相信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。”在他看来，其间的差别胜过一切。
狩猎的话题按下不表。对普里什文来说，关键在于“认识自然”；他的全部作品都可以归结为有关这一过程的详尽记录。马克・斯洛宁在《苏维埃俄罗斯文学》中说：“他断言人是在宇宙的河川里游泳，个人的生命和普遍的事物法则是完全相合的，他把动物、季节和人说成是具有同样生命本质的同一类现象。但是他的世界观没有含糊不清的神秘性，而且他的泛神论也不是过分一般化。他以自然主义者的精确性记下了他所观察的结果。他厌恶人们空谈‘大自然的美或天地间的奇迹’，喜欢细腻地描写黑琴鸡在交尾时的情景，或者是蜜蜂在仲夏某一日的活动。使这位诗人科学家的作品如此引人入胜的，正是由于他真挚地热爱一切存在的事物。他永远有所发现，而且他在视、听、嗅、尝、触、想中所得到的感受，是颇有感染力的――它使读者因为感到生气勃勃和时刻探获新的事物而欢欣鼓舞。”此书讲到普里什文的一章题为“热爱大自然的人”，古往今来当得起这话的人很多；但是若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，好像没人能比普里什文写得更丰富，更具体。正因为如此，帕乌斯托夫斯基才说：“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，倘若能生感激之情的话，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・普里什文。”（《面向秋野》）至于普里什文讲的“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”，也应该基于“认识自然”或“对自然的爱”去理解。
普里什文在其成名作《鸟儿不惊的地方》中说：“……我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，我将对我周围的自然世界没有任何疑问；在那里，人类，这个大自然的最危险的敌人，可以对城市一无所知，却能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。”这使我们想到另一个人，即上面提到的梭罗。他们都“认识自然”，而不止步于自然，最终关心的还是人间，所写的都是一己的心灵史。相比之下，梭罗未免把他向着大自然所迈出的一步看得太严重了，普里什文则纯粹得多，安详得多。虽然他在《人参》等作品中描写的所在，比起梭罗的瓦尔登湖距离人间更远。梭罗标举一种生活方式，普里什文则再现一种感受方式。且以《人参》为例。主人公卢文每天早晨总要跟森林中的各种鸟儿“说说话，喂点东西给它们吃”，对此作者写道：“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友谊，这种热切关注一切生物的精神。我特别喜欢的是，卢文做这种事并没有什么动机，或者硬是要它们过什么好日子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做个什么榜样给别人看，这一切都出自一种本能，在他是来得十分自然的。”这番话仿佛专门针对梭罗所说。梭罗将文明世界与大自然视为截然对立，他的全部思想就立足于这种冲突；而在普里什文笔下，一切归于和谐。当普里什文说：“我同那些为新文化而劳动的人们在一起工作，我感觉到，‘生命之根’已从大自然的原始森林里转到我们的创作境界来了；在我们的艺术、科学和其他有益活动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生命之根的人，比在大自然的原始森林里寻找那所剩无几的根的人，距离所要达到的目标更近一些。”梭罗何等艰辛迈出的一步，在他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。
（普里什文文集》，刘文飞主编，潘安荣、吴嘉佑、谷羽、何茂正等译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版，共５卷，全套１４８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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